王永利律师 赵淑梅律师
近日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民法典继承编解释(二)》的征求意见稿【以下简称解释(二)】。这是在继承编解释(一)(法释〔2020〕23号)之后,针对《民法典》施行后审判实践中分歧较大的新型、疑难继承纠纷所作的解释。
通观全部条文,大致可分为三部分:身份与遗产归属规则(第1—6条)、遗嘱与遗赠规则(第7—14条)、遗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程序规则(第15—19条)。
条文关注的几乎都是各地法院长期裁判口径不一的问题:继子女继承权如何认定、自书遗嘱真伪如何举证、房改房中已故配偶工龄职级如何折算、受遗赠60日期间从何时起算、转继承所得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等。每条都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路径,目的在于“同案同判”。
与解释(一)偏重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的实体认定不同,解释(二)后半部分(第15—19条)系统规定了遗产保全、债务清偿判项表述、遗产管理人的诉讼担当、放弃继承但仍占有遗产者的当事人地位、管理人报酬与必要费用优先支付等内容,以便衔接《民法典》新增的遗产管理人制度,解决遗产无人管、债权人告谁、费用谁出的程序落地问题。
解释(二)也意在落实权利义务对等与家庭伦理公平,具体包括:继子女继承权,要求扶养关系具有持续性、双向性(第3条);遗赠约定以全面履行义务为对价,未全面履行的部分回归法定继承并按扶养贡献分配(第2条);离婚诉讼中存在重婚、同居、家暴等过错的生存配偶,可被不分或少分遗产(第4条);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,包括符合条件的第二顺序继承人,可酌情分得遗产(第6条)等。
此外,关于证据规则也趋于精细化,比如自书遗嘱真实性采用“高度可能性”标准,并设置两层举证结构:先由法院综合笔迹、订立原因、发现过程、共同生活情况等审查;异议方提出反驳证据致真伪不明的,主张方须进一步举证,举证不能则认定遗嘱不存在(第7条);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方式放宽,书面、口头、实际占有使用结合其他证据均可认定(第13条);“扶养较多”以扶养时间为基础,综合扶养费支出、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等因素认定(第6条)等。
下面逐条提出笔者的看法。
一、实体规则层面
第1条: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效力基础与底线规则不清。
继承权在继承开始前仅属期待性利益,本条直接规定协议“具有法律约束力”,但未明确其性质究竟是发生债之效力的约定,还是直接导致继承权丧失,后续能否强制履行、违约后果如何,均未展开说明。
该条也未设置留存特殊份额,即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,存在协议损害弱势继承人利益的风险。
也未规定欺诈、胁迫、重大误解,以及签约后扶养能力、家庭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的撤销或反悔机制,也未区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、继承人相互之间两类协议的不同效力。
第2条:家庭内部赡养约定与遗赠扶养协议的边界模糊。
该约定与《民法典》第1158条遗赠扶养协议在主体、对价、效力上如何衔接,条文未作说明;“全面履行义务”过于粗糙,缺乏可操作的判断标准。
“其他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无异议”采用默示推定,可能剥夺确实不知情、未参与协商的继承人的权利。
第3条:继子女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仍偏原则,未能有效指导实务。
“长期稳定的经济供养或生活照顾”中“长期”“稳定”均无量化或类型化指引,裁量空间较大;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提供扶养后取得继承权的条件、与收养关系及共同生活例外之间的衔接,仍需进一步明确。
第4条:以离婚过错类推“不分少分”,存在扩张继承权丧失事由之嫌。
《民法典》第1125条对继承权丧失采法定事由列举,司法解释不宜另行创设丧失或大幅削减继承权的情形。
本条参照第1130条第4款“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”不分或少分,但重婚、与他人同居、家暴与“不尽扶养义务”在构成要件上并不等同;离婚诉讼尚未作出生效判决,婚姻关系仍然存续,生存配偶的继承地位能否仅因诉讼中的过错即被削减,法理依据需要更充分的论证。过错程度与少分比例、举证责任分配亦未明确。
第5条:房改房工龄职级折算的计算方法缺位。
条文认可已故配偶工龄、职级对应的贡献部分可折算为遗产,但折算比例、计算时点、与现行房改房权属认定规则如何衔接,均未给出方法,实务中仍可能产生新的计算争议。
第6条:酌情分得遗产权与法定多分规则的关系未厘清。
第一顺序继承人未丧失或放弃继承权时,第二顺序继承人可依第1131条“扶养较多”分得适当遗产,突破了继承顺位的一般逻辑,其与第1130条对被继承人尽主要扶养义务者多分遗产之间的适用界限,需要进一步区分。
第8条:末份遗嘱形式无效即“归零”,对遗嘱人真实意思保护不足。
条文规定:最后一份遗嘱仅因形式要件欠缺被认定无效,即便有充分证据证明其确系撤回、变更在先遗嘱的真实意思,也不得回溯适用在先遗嘱,相抵触内容一律按法定继承办理。
该立场较为严格。比较法与意思解释路径通常认为,形式瑕疵遗嘱若可证明撤回意思,应尽量保全在先遗嘱的效力;本条一刀切地“全盘归零”,可能在遗嘱人已明确变更意愿、仅形式有瑕疵的情况下,架空其遗嘱自由,也容易因立遗嘱人一次形式失误导致全部安排落空。
第11条:遗嘱代位物规则的例外范围偏窄。
保险金、赔偿金、补偿款原则上按遗嘱继承,但“遗嘱人以行为作出相反意思表示”的认定标准不明;保险金是否存在专属受益人、征收补偿中包含的安置利益等例外情形,未作细化。
第14条:转继承所得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,体系衔接与利益衡量存争议。
条文规定遗产分割前死亡的继承人,其应继遗产原则上认定为继承人夫妻共同财产,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。这与《民法典》第1062条婚内继承所得原则上为共同财产的体系大体一致,但仍有疑问:
转继承的标的究竟是遗产本身还是继承遗产的权利,本条未作界定,仅以“遗嘱另有安排”作为排除共同共有的事由,未涵盖夫妻财产约定、被继承人遗赠等其他排除情形。该推定可能削弱遗产在被继承人直系血亲内部传承的稳定性,对未参与转继承关系的其他血亲继承人影响较大。
二、证据与程序规则层面
第7条:自书遗嘱真实性的自由心证边界需防偏差。
在缺乏笔迹鉴定意见时,法官依靠经验法则形成“高度可能性”心证,而“指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”既是真实性考量因素,也可能反过来形成对共同生活一方的倾向性推定,对未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不利。反驳证据达到何种程度构成“真伪不明”,标准仍较原则,应予明确。
第12、13条:遗赠期间起算与意思表示规则存在循环表述。
第12条区分“继承开始前知道受遗赠”与“不知道受遗赠”两种情形分别起算60日,但《民法典》第1124条本身以“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”为表述,条文之间的文义衔接、继承开始前作出接受表示的效力,仍需理顺。
第13条承认口头表示、实际占有使用作为接受遗赠的方式,但相应的证明标准、向谁表示方为有效、与“到期未表示视为放弃”的沉默规则如何衔接,规定尚不完整。
第17、18条:遗产管理人诉讼担当的实体基础与程序衔接有待细化。
民政部门、村委会作为遗产管理人应诉的实体法依据、管理权限范围;对管理人确定有争议时特别程序前置与普通诉讼中止、变更当事人的衔接;放弃继承但仍实际占有、使用、处分遗产者承担责任的性质(保管交付义务、不当得利抑或侵权责任),条文只作了框架性安排,落地时仍可能出现程序障碍,应进一步细化。
三、其它方面
解释(二)全稿仅20条,对打印遗嘱、录像遗嘱的形式瑕疵认定,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的效力衔接,遗嘱信托、遗产清单制作、归扣(生前赠与扣还)、酌情分得遗产权的主体顺位、网络虚拟财产与数字遗产等实践热点,均未作出回应。
与继承编解释(一)相比,在条文上哪些修改、哪些并存、哪些废止;部分规则(如继子女扶养关系、酌情分得遗产)与解释(一)既有条文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补充关系,有待厘清。
总体看,解释(二)的鲜明特征是回应实务、程序补漏、兼顾伦理公平。主要不足集中在:部分实体规则突破或类推了《民法典》的既定体系(预先放弃、过错配偶减份、遗嘱无效不回溯、转继承财产定性),弹性概念缺乏可操作标准,程序担当规则的实体基础尚需夯实,且对新型遗嘱形态和财产形态覆盖不足。上述问题大多可在征求意见阶段通过限定适用条件、明确判断基准、补全与解释(一)及婚姻家庭编、物权编的衔接条款加以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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